“问吧。”

　　面对一排记者，胡文萃点燃一支烟，其抵触情绪不仅显现在姿态上，更直接地用语言“倾泻”出来：“这些年，我们干啥啦？国家养着我们这些人就是干这个的！要说干，我们这儿的人都这么干的，怎么到我们这儿就成典型了！”

　　胡文萃一激动起来，那眼珠仿佛要破镜框而出。

　　记者们有些发愣，旁边试验区的同志见怪不怪：胡司令就这样！

　　是啊，眼前这一对海军大校夫妇究竟是干什么的，又干了些啥，这正是记者想了解的。

　　“我今天让步，就是明天的罪人！”

　　胡文萃夫妇所在的试验区是国家海上武器试验靶场，这些年来一直承担着我国海防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任务。这些新武器由工业部门研制好后，送到靶场进行试验。胡文萃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我这儿就好比国家质检总局，企业送来奶粉，我检验。合格，准许进入市场；不合格，打回去重来。

　　不合格的奶粉进入市场会造成什么后果，中国人刚刚领教过。如果不合格武器进入部队，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所以，对战斗力负责，对参战将士生命负责，对未来战争负责的“三个负责”原则是每个“靶场人”要时刻铭记的铁律。

　　铁律记在心里容易，写上墙上更容易，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不容易了。

　　某型导弹要进行批检试验，需要发射足够数量的导弹，才能充分考核出该型导弹的各种战术和技术指标，试验区对此制定了试验大纲。

　　此时，有关部门建议此试验模仿另一型号导弹的试验方式。这种试验方式需发射的导弹数量只是试验区论证数量的一半。

　　“不行，这样会使导弹得不到充分考核。”胡文萃不同意，有关部门却坚持，双方相持不下。胡文萃急了：“不是我胡文萃多事，我们要对战斗力负责，试验不充分，会把隐患留给部队！”

　　2003年，某型导弹要做定型试验。由于该型导弹技术上相对成熟，有关单位为了赶进度、保安全，提出只用其中一枚导弹进行大射程试验，另几枚进行小射程试验。

　　当时身为主管试验工作的副司令，胡文萃立即提出反对意见：按小射程试验，一些战术技术指标得不到充分验证。将这样的导弹拉到战场，怎么对参战官兵的生命负责？！

　　多次沟通协调，未果。这回，胡文萃不但急了，还在一次讨论会上当众拍了桌子：“我们是为国家把守新武器检验关口。一个型号的导弹，就可能关系到一场战争的胜负，我今天让步，就是明天的罪人！”

　　说起这些往事，一位将军对记者说：干这行，最需要的就是责任感。

　　大型武器装备从研制到试验，牵涉单位很多。实验场上，各单位交流、沟通、讨论、争执在所难免，对此，胡文萃既理解又感慨。当政治部门准备在试验工房里挂一面国旗时，胡文萃灵机一动，说：“要挂就挂一面大的。”

　　结果，一面近80平方米的超大国旗挂在了试验工房的墙上，对面的墙上则写着“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几个醒目的大字。

　　后来再遇到各方争执不下时，胡文萃就指着国旗说：“别争了，我们都是为它干。”

　　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更高、更远的地方

　　如果仅仅把靶场当作新武器的试验场，当成为科研部门提供数据的工具，那可不是胡文萃心目中的现代靶场。

　　胡文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军这个试验区，“才开始接触导弹”。尽管看过很多导弹图纸，但第一次见到“真东西”时，胡文萃还是被“震撼了”。

　　胡文萃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导弹以及有关武器试验靶场方面的知识。“从1983年开始，我就觉得国内提供的东西不解渴，开始收集国际上相关的尖端资料，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这个习惯，胡文萃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我哪怕看到《参考消息》上有一个关于导弹或靶场的‘豆腐块’，都会剪下来保存。”

　　这种“学习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习惯，使胡文萃的知识结构始终在更新，观念始终超前，目光始终盯着更高、更远的目标。

　　了解前沿，才能看到差距；看到差距，胡文萃就着急。导弹试验成功击中目标，大家都高兴地喝庆功酒，胡文萃却高兴不起来：真正的战场环境是这样吗？战场上的敌舰就这么老老实实等你打吗？它不反击你、干扰你吗？

　　所以，从2005年起，胡文萃就要求负责研究实验方法的科研人员要去研究敌舰的目标特性、研究敌我双方的作战方法，以及真实战场环境等。“如果武器装备的试验没有这些，试验就是盲目的，也谈不上做到‘近似实战’。”胡文萃认为。

　　眼下让胡文萃略感欣慰的消息有两条：一是新型机动靶船即将投入使用。“这是复合靶，可组合成不同的靶，带干扰。”二是海军装备部门领导在日前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干扰靶的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