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被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庐山起哄，跟随林彪翻了船

　　在庐山会议上，李作鹏在小组会上多次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设国内主席。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后来，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还让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手下“大将”们写检查。

　　李作鹏不能不写。从庐山回到国内北京，李作鹏就着手写检查。不过，他一是不甘心写检查，二是他还要听林彪的话，因为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李作鹏写检查，就是按这个调子写的。1971年3月，李作鹏向毛泽东交了检讨书。毛泽东对李作鹏的检讨书，是连同黄、吴、叶、邱的检讨书一起看的。看后，毛泽东虽然看出他们在推卸责任，但为了争取他们，还是采取了善意的态度。毛泽东于3月24日批示道：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书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1971年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毛泽东本想就此了结此事，不料，林彪等人并不配合。林彪本人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林彪还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表态：不参加，不讲话。此外，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根本不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根本不批陈。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顺便询问陪同会见的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干部时，得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认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国内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毛泽东派人参加了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讨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在1971年7月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国内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

　　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清朝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

　　毛泽东决定去南方巡视，了解情况，同时做南方一些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工作。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国内北京，先后到湖北武汉、长沙、南昌、钱塘、国内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

　　毛泽东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除了重复他7月在国内北京同一些领导干部的谈话内容外，又讲了不少新话。这些新话，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毛泽东说：“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们“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毛泽东还通过与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谈话提醒林彪：“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毛泽东还谈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的检讨书要经过叶群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四个人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毛泽东还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捧林立果说：把他说成是超天才，捧得太高了，“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在谈话中，毛泽东向一些高级干部们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林彪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实际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只是不讲破罢了。他说：前九次路线斗争都作了结论，这一次没有作个人结论。对这件事，他坚持抓住不放，他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话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从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些内容。

　　但林彪还是不放心，他让李作鹏专门到湖北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湖北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向湖北武汉部队原政委刘丰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刘丰告诉了他。李作鹏听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后，于当天返回国内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自然得知了这些新情况。李作鹏告诉黄永胜、邱会作时，还对毛泽东谈话内容作了概括，说：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一、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二、上纲比以前更高了；三、矛头对准了林彪。

　　对于这种“打”特殊“报告”问题，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调查李作鹏的罪行时，李作鹏认为：1.这些情况是刘丰主动告诉他的；2.黄永胜是总参谋长，自己是副总参谋长，黄永胜是他的上级，他向上级汇报情况，不算告密；3.他回国内北京后，在告诉黄永胜等人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同时，还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叶群，不要告诉吴法宪。因此，不算告密。他还在法庭上对黄永胜的证言表示不满，说：黄永胜的证言中只承认我说过不让他告诉吴法宪，不承认我说过不要告诉叶群，“是不真实的，是一种赖账行为”。

　　在林彪出逃这件事情上，李作鹏也有责任。是他把周恩来关于“供林彪使用的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作了篡改。他在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说：“四个首长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的飞机起飞后，机场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推脱说：可直接请示总理。李作鹏的这一系列行为，为林彪出逃提供了方便条件。

　　人生结局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此时，李作鹏实际上已经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李作鹏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刑后，李作鹏在秦城监狱服刑。中央有一个精神，对李作鹏这样历史上有战功的人，在生活待遇上是从优的，因此，他在狱中的待遇是很好的。后来，根据有关政策和李作鹏的身体情况，他获得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上边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

　　从党和国内对他很关照这一点来看，李作鹏也算是老有所养了。